泽连斯基任命新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副秘书
三、问题的共识：立法保障是大湾区合作的应有之义 对大湾区在我国法律条文下所存在问题的指出，是通过大湾区内部向外联系现有法律条文的方式，以对现实问题和状况所进行的某种揭示，部分说明了大湾区对立法保障的需要。
这一时期的解放思想实质上可以说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观念的重新启蒙，但它与20世纪初思想解放运动中呼唤欧风美雨、激烈批判中国传统的情形有所不同，而是始于对假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和对真马克思主义的寻求，并因此循着其固有的逻辑而渐次展开。（三）研究领域得以拓宽，学术水平逐渐提高 观念的转变、环境的改善、学风的进步、学科的调整以及一批有较高学术造诣、较新知识结构而且努力治学的学者的出现，启动了中国法理学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体系的全面改革。
这些是难以作法理考量的。如，商务印书馆重印了一批汉译西方学术名著，其中有些是直接有关法理学的，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西塞罗的《法律篇》、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社会契约论》、洛克的《政府论》、潘恩的《常识》、汉密尔顿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权利的科学》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法律是历史发展着的，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与此同时，一批批学者、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或进修法学。使人相信，法律可以不讲理，谁的拳头硬谁就说了算乃天经地义。
这样，我们研习法理的时候，光熟悉书本上写出的一些定理或结论，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深刻了解这个过程，才能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法理学的来龙去脉。[18]令人容易联想到，由于四方各自享有的权力大小有着明显区别，那么四方之间能在什么层面内容上进行合作，以及多大程度上进行合作，当某一问题不属于湾区中某一主体本身权限时应当如何推动等问题。
从内容上来看，由于大湾区本身的复杂性而涉及广泛的学科领域内容，因此研究成果基本上呈现出多元化、多样性的基本特征。在这个层面上，对大湾区进行立法保障，不仅是对大湾区发展的满足，也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一步。其二，确保《大湾区协议》的可操作性。实际上，即便沿着以往区域合作实践的脚步，通过文本解释确乎能够找到法律中隐含的合法性线索，也只是赋予了最初的合法性证成，区域合作中大量的问题在立法上仍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
三、问题的共识：立法保障是大湾区合作的应有之义 对大湾区在我国法律条文下所存在问题的指出，是通过大湾区内部向外联系现有法律条文的方式，以对现实问题和状况所进行的某种揭示，部分说明了大湾区对立法保障的需要。黎东铭，中山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地方立法研究》2018年第4期。
[11]但究其本质，大湾区并非普通的区域合作，具有深刻的复杂性以及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有关区域合作的法学论文，也并不能提供直接可用的法治进路，这一点即便在已发现粤港澳区域合作具有区际性特点的论文中[12]以及探讨相关粤港澳合作问题的论文中[13]，也同样存在。[36]方世荣：《论公法领域中软法实施的资源保障》，《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第17页。若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推诿或不作为等情况，显然为区域合作增加了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在实定法上，现有的法律对此种合作本身的法律基础、法律效力以及有关合作主体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内容缺乏直接规定。
叶必丰《区域经济一体化法制研究的参照系》，《法学论坛》2012年第4期，第25-31页。显然，这种依赖在现代国家治理层面，只能落实到地方立法的具体内容之上。2.一国两制下的法律适用 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必须遵守一国两制原则，因此，遇到的问题是，制定统一的立法，由于大湾区涉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的参与，那么统一的立法是否将在特别行政区领域内得到适用？笔者认为，在特别行政区适用统一的区域合作法，有利于粤港澳跳出地方主义思维，强化整体意识与合作理念，为各地不同的观念提供有力的交流平台，在根本上将促进整体机制融合，摆脱现有制度刚性带来的阻碍。当前大湾区合作在法律约束力方面规定不清，对《大湾区协议》本身涉及的效力内容，只进行了概括式的规定：本协议自四方代表正式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
如果能够参与不属于自身权限的事务，那么在我国当前的法律体系下，这样的合作如何定位，又是基于什么赋予了这一行为以合法性。况且，正如前所提及，大湾区合作本身又不同于以往的区域合作，具有较明显的特殊性。
[31]参见刘燕玲《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政府间合作问题的法律分析》，载《区域政府间合作的法治原理与机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12页。可见协议制定主体在身份上的选择：以作为我国国内地方政府的身份进行的国内事务合作。
有鉴于此，为妥善应对粤港澳大湾区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提供合法性基础以及有效的法律治理，当前有必要通过立法为其提供充分保障。最后，协议的目的致力于国内区域发展。另一方面，直接提及大湾区的官方文件[14]亦皆难以赋予大湾区直接的法律效力，它们在性质上更多倾向于行政指导或是政策性规定，而不是相关的法律渊源，自然难以承担提供大湾区法律依据的重任。陈洪超《软法视野下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治理机制研究》，《特区经济》2018年第3期，第22-25页。[2]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摘要: 粤港澳大湾区是具有区际性色彩的区域合作。
从时间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完整出现于官方文本是在2015年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但湾区在我国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最早在1994年便由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提出[3]，官方文件中首次正式出现也是在2005年发布的《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之后也在不少官方文件或场合中出现。区域合作的效力问题 由于区域合作中涉及多方主体，本文认为对待区域合作文本应当采取效力从高方式。
在法律效力、合作内容等问题上的模糊不清很可能阻碍湾区合力的形成，束缚了大湾区本应大展的拳脚。最后检索时间为：2018年6月1日。
对自主合作可细分为需要备案以及不需要备案的事项，并分类备案的主体及相关程序。[17]叶必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载《区域政府间合作的法治原理与机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与此同时，由于这些问题的产生往往具有浓厚的区域或地方色彩，更囿于中央政府本身在精力以及信息等多方面的局限性，导致问题的有效解决更依赖于地方政府。（三）充分发挥地方立法作用 区域合作中强调统一立法，是需要对其进行自上而下地从整体上进行规范和引导，解决的是大湾区是什么的下限问题。李伯侨、尚寅《〈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中区域经济管理机构的地位初探》，《特区经济》2011年第2期，第13-15页。为了解决立法依据不足的问题，学界采取了多种尝试，包括通过法解释学进路的做法[15]，即从现有文本[16]中挖掘合乎实践活动的法律条文要义，因为如果不经解释，我们很难发现它们都有相应的宪法和法律依据[17]。
本文认为，区域合作法解决的实际上是我国中央-地方关系以及地方-地方关系问题，事实上涉及一国主权下的国家结构形式内容，并非属于中央授予特别行政区的自治权，不应当属于特别行政区的自治范围。[4]然而通过知网搜索发现[5]，在湾区概念产生至今的20余年里，2016年前对湾区的讨论成果较少，至2017年开始相关研究论文的数量才出现飞跃式的增长并处于持续增长中，体现了研究热点对理论形成的有效刺激。
最后检索时间：2018年6月1日。而行政协议法的提法则显得缺乏包容性，这是因为区域合作中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行政协议，还有很多其他内容。
[25]王建鸣：《地方立法引领推动改革研究——以湖北省的实践为例》，《地方立法研究》2017年第2期，第45-46页。大湾区合作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会推动国际经济的发展，使国际社会及某些国家受益，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我国区域内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张亮，中山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一般的区域合作中，参与的地方政府主体一般在内地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一些情况下会有中央机关的参与，各主体在权力层级上比较清楚，同一级别机关权力也在内容上具有平行性和等同性，因而能够放在一般的中央-地方和地方-地方的法律框架下展开。与此同时，由于社会发展快速，尽管当前主要以行政协议为基础合作，但很可能未来会产生新的合作形式。以及张淑钿对大湾区中的法律冲突及合作问题的探讨，参见张淑钿《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中的法律冲突与法律合作》，《港澳研究》2017年第3期，第17-25页。
批准合作则属于跨区域或是比较重大的内容，依其内容性质以及合作主体级别应当由不同主体按法定程序给予批准，包括中央政府批准合作、共同上级政府批准合作以及共同上级人大批准合作等形式。在此方面，相关成果对制定什么样的法有不同观点，比如行政协议法[40]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法[41]。
（三）《大湾区协议》的调整内容 《大湾区协议》在调整内容方面的特点亦十分明显。在名义上，港澳特别行政区同样是我国地方政府，但显然特别行政区的自治权与一般地方政府权力不具有可比性。
叶必丰《区域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法学家》2014年第6期，第1-17页。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大湾区涉及多个不同地方立法主体，存在不同程度的立法权限，因此从长远考虑，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解决立法权限不匹配可能造成的一致性问题，避免由于地方立法权的缺乏导致大湾区合作的动力不足。